伍迪·艾伦有许多根深蒂固的习惯。每天起床后，他都会在跑步机上跑上一阵，然后去浴室冲澡。之后，尽管家里雇了厨师，他还是会亲自做早餐，就像童年在布鲁克林拥挤的公寓时一样。他的早餐通常是一碗Cheerios 燕麦圈，上面放满了葡萄干和7 块切得正正好好的香蕉。
　　他每天至少练习40 分钟以上的单簧管，而每周一晚上，他都会同曼哈顿的一个爵士乐团登台演出。
　　这些习惯，30 年来雷打不动。而艾伦最重要的习惯， 是拍电影。自1969 年以来，被誉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艾伦始终以每年一部电影的惊人速度工作着。曾几何时，每年他的新片上映时，曼哈顿的许多影院门口都会排起长队。然而自进入千禧年后，艾伦的票房号召力逐渐下降，尽管《赛末点》与《午夜巴塞罗那》票房不错，但他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却似乎随着他的年龄在萎缩。
　　艾伦今年已经74 岁了，但票房和评论并没有放慢老人的创作步伐。9 月22日，由安东尼·霍普金斯、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娜奥米·沃茨等一众明星主演的新片《遭遇陌生人》即将在北美公映，而明年上映的另一部新片《午夜巴黎》，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
　　艾伦所有电影创作的始末，都发生在一座名为曼哈顿电影中心的工作室内。当我在下午造访时，一位年轻的助手正坐在木制的前台后，桌上整齐地罗列着一大堆文件和参考书。进门后，我发现艾伦的书橱上贴着他分门别类而写的便条纸：《爱丽丝》—《罪与错》；《爱与死》—《星尘往事》；《甜蜜与卑微》—《西力传》。书橱边挂着艾伦那顶钓鱼帽——年轻时他曾用它来掩饰自己的身份，如今却已成为他的标志之一。
　　艾伦穿了一身熟悉的工作服——蓝衬衣、军装裤以及一双磨损了的旧皮鞋。他的头发如今几乎已经全白，但他看上去甚至比10 年前作品里的他还年轻。只有当他说到“让我戴上助听器，这样我好听清你讲话”时，你才会意识到他已74 岁高龄。谈话时，艾伦始终像电影中的自己那样，以一种犹豫不定的语调轻声细雨地“唠叨”着。

B=《外滩画报》

WA= 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我从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
　　B: 人们通常最误解你的地方在哪里？
　　WA：他们总觉得我的电影是自传性的，这是最错误的。其次，就是觉得我是个智者，很学术，其实我根本不是。
　　B: 为什么？
　　WA：因为我完全不是啊。我年轻时从不读书，也没什么学术兴趣，大学第一年我就因为学分太低退学了。即使现在，相比读书来说，我更愿意看篮球或棒球比赛。我从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是这副眼镜（把它从脸上拿下）造成了假相。
　　B: 可你的许多电影都因为它们的形上意义而闻名。
　　WA：因为我一直很迷恋与道德相关的话题。相比时下的政治或社会话题，我碰巧更关注哲学，所以我的电影当然也就看似很关注存在主义等哲学命题。其实，我只是对政治和社会题材不感兴趣，当然不是作为一个公民，而是作为一个电影人的角度。我绝不会去拍关于同性恋权益或黑人自由的电影。吸引我看的、想去拍的，都是些有关哲学主题的电影，关于“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糟糕，我们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这不该被误解为有学识吧。
　　B：你的上一部新片《怎样都行》的剧本其实早在上世纪70 年代就写好了，当时是为泽罗·莫思泰（好莱坞著名喜剧演员）量身定做的，为什么隔了30 年后才决定拍摄？
　　WA：当泽罗1977 年逝世后，我便把剧本放在了一边。我一直都习惯把剧本放抽屉里，有一次我重新翻抽屉，找到了它，觉得写得还不错。当时我想，可惜泽罗离开了。后来有人向我推荐拉里·大卫。拉里是美国很有名的电视喜剧演员，我从未想过他会愿意出演。他曾在我早期两部电影里演过小角色，但我当时几乎不认识他，也没怎么说过话。在美国，没有谁比拉里更适合出演这么一个到处抱怨，却还能让观众喜欢的角色了。
　　B: 时隔30 年，你有没有更新自己的剧本？
　　WA：没有。我一直鼓励拉里改动剧本，但他什么也没改。我向来鼓励演员自由发挥——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自己的台词。你不需要遵从我的剧本，如果你是找太太离婚，尽管我在剧本里已经写好台词，但你大可按照实际情况即兴发挥。你可以说我准备的笑话，也可以不说，随便你怎么演，只要把婚离了就行。
　　B：演员们一般会怎么做呢？
　　WA：我总结了一下，基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他们说，哦不，我不会动你剧本里的一个单词，就好像我的字句是金子似的。而通常他们也确实不会动。第二种，他们会说，那很棒。他们非常有创造力，即兴说了许多更棒的台词，事后则由我占了功劳。观众会说那场戏真好玩，导演不错。可事实上这都是演员现场即兴发挥的，是他们的功劳。第三种则让我很头疼。他们会说，谢谢你，我感觉很自由，你解放了我，我可以尽情发挥自我了！可真的开拍时，他们却依旧一字一句地背台词。我说，你们可以自己发挥的，他们就一个劲地谢我，谢我，再谢我。然后，照背台词。
　　B：您的剧本都是怎样产生的呢？
　　WA：通常，当我有了灵感后，我把它们写下来，放在卧室的抽屉里——因为卧室就是我的工作室。当我拍完一部电影后，我会想，该为未来几年写些剧本了。于是我打开抽屉，发现里面有100万张写满字的纸头和便条，我把它们全部摊到桌面，从中寻找素材。当然，其中许多都没有用，我会把它们一张张扔进垃圾筒。但有时也会发现几个不错的想法，我会接着继续写下去。
　　比如《午夜巴塞罗那》就是这样产生的。我曾经写了一个两个截然不同的女孩去巴塞罗那度假，遇到一对光芒四射的夫妇的故事大概。后来我在抽屉里发现了它，把它拍成了电影。

“《赛末点》居然是我拍的电影！”
　　B：听说你每次早餐都会把香蕉切成7片，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WA：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我把它撕成七条时，一切都很好。我不想把它撕成八条或者六条。七条时很好，为什么要改成八条呢？
　　B：你还真迷信。
　　WA：我对许多事情都很迷信。比如，我只在水渠建在角落，而非中央的浴室里洗澡。我不会事先说任何消极的话。如果我某天要乘飞机，那我不会说任何关于飞机坠毁的话。
　　B：你的意思是，用任何语言来
　　WA：用任何语言来暗示飞机会失事。这很有趣，因为我实际上完全不信任何宗教。如果我走在街上看见一部梯子，我会直接从梯子下走过去，因为我不想绕过去，我一点也不在意。不过我还是很迷信。这就跟我看棒球比赛一样：如果我喜欢的球队开始发挥出色，其间我就不会去上厕所，我会一动不动，所有的一切都要保持静止，就好像我家的某样东西会关系到千里之外球场上发生的事情。
　　B：那你每隔多久会出去看电影？
　　WA：我多数时间都在家里看。我也会出去看电影，大概一个月一次。
　　B：最近你看过的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WA：老天，是（想了20 秒）天呐，我不知道。最近没看到任何我喜欢的电影。我倒是看了挺多部影片的。
　　B：这倒像是一种控告。
　　WA：是的。通常，很多片子我都不喜欢。我不是那种很和蔼的评论家。不过我想在你走之前我会问问我的助手近几个月里我看了什么，看看其中有没有能回答你这个问题的。
　　B：你曾经说过：“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与我有关的电影中得到任何近似于满足感的感觉。”
　　WA：是的。因为我每次都抱着巨大的期望开始拍一部电影。在写剧本时，我会躺在床上构思。我会有一个想法，然后逐渐发展，逐渐成型。然而躺在家里的床上，你不会遇到现实的挑战。你在家里，觉得“这很好”，“那也很好”，或者“这一幕会很棒”，甚至“这简直就像《公民凯恩》”。但当你真正付诸实践的时候，就不这么简单了。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你想要的演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搭设你想要的场景。当你拍摄的时候，你会犯错误。你会因为感觉不够敏锐，而把摄像机放在错误的地方。
　　而且，有些在家里写出来的场景，你认为那会很华丽，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华丽。它们经过演员的表演，即使他们是很好的演员，看上去也没有那么棒了。当你最后把它们都剪辑起来，你会发现，这完全比不上《公民凯恩》，完全比不上《偷自行车的人》。你会感到很失望。
　　当我走进这个房间，开始对影片画面剪下第一刀，然后第一次将它放到大银幕上看时，那感觉总是像迎头浇来一盆冷水。你所有宏伟的野心，比如说它会成为世界上最棒的电影之类的想法，会缩小为：“我要怎样收拾这一残局？我要怎样重新编辑它呢？我要怎样加进旁白？怎样改变音乐？最后一幕要怎么处理？我要怎样让自己摆脱这一尴尬的局面呢？”你完全忘记了自己最初的壮志凌云，突然间，你变成了要为你的生计而奋斗。
　　B：对于拍的每一部电影，你都会这么想？
　　WA：每部都有想过。《赛末点》是让我觉得拍得十分幸运的一部电影，感觉天时地利人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每个演员。如果我希望拍的那天伦敦是晴天，它就会是晴天；隔天如果我希望是雨天，它就会是雨天。我的意思是，我都没办法不拍好。在这部电影上我简直得到了全世界所有的好运。
　　所以它的结果也很好。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就在想，我的老天，这居然是我拍的影片。我在编辑室里考虑了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我们居然能拍出如此好的影片。不过这很少见。
　　B：既然你不断地感到失望，为什么还如此快速地工作呢？
　　WA：这是因为我只能做到这样。就是说，就算我放慢了工作速度，结果也不会变得更好。
　　B：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花三年时间来拍这部片子，它可能会成为我的代表作”？
　　WA：就算你那么想，它也不会成真。首先，你可能无法得到你要的资金来为你做梦的时间埋单。不过我也有那么想过，结果事与愿违。
　　B：哪部电影曾让你那么想过？
　　WA：比如，当我拍《情牵九月天》的时候，我拍好了整部影片。然后我说，“我要重新开始把这整部电影再拍一遍。我讨厌现在的这个版本。”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拍摄之后，我打算把它全部抹掉重来。但第二个版本并没有比第一版好多少。
　　B：那你最后公映的是《情牵九月天》的哪个版本？
　　WA：第二版。要我说，它可能比第一版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只有那么一点点，并不能说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B：好吧。那你真的享受拍电影的过程吗？因为通常人们会对于你谈论厌恶拍电影的报道印象深刻。
　　WA：拍摄的过程还好，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它能帮你分散对于痛苦的现实生活的注意力，当你担心这个玩笑好不好笑，担心服装、假发、地点、日常事务的时候，你就没精力担心死亡和生命的短暂、残酷和无意义的东西。你只会担心一些可解决的琐碎问题。而且如果它们无法解决，也没有人会因此送命，所以一切都没那么糟糕。
　　另外，当你与美丽的女子、魅力十足又风趣的男子以及天赋异秉的摄影师和富有创造力的化妆师一起工作时，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谋生方法，所以我一点也不厌恶拍电影。这比起整天在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前要好得多。

“艺术的完美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B：据我所知，你过去从不用手机或电子邮箱，但我发现现在你也开始用手机了。
　　WA：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会用这只手机。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发过或收过电子邮件。我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也没有兴趣知道。我没有电脑这类的东西。但是这只手机，好就好在有人向我展示过，当我去巴黎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时候，我可以在里面储存1200 张爵士乐唱片。因此当我要练习单簧管的时候，只要戴上耳机，就可以和所有新奥尔良乐队一起演奏了。关键是我不用随身携带那些CD 和扬声器了。
　　B：你看过3D 电影吗？最近看的一部3D 电影是什么？
　　WA：我最近看过的3D 电影是（咯咯笑）《恐怖蜡像馆》（2005 年）。
　　B：好吧。
　　WA：我听说3D 电影很棒。黛安·基顿告诉我她看了《阿凡达》，她说这部电影很棒。但是，它无法引起我足够的兴趣，不在我的兴趣范围内。上个周末我看了《预言家》，一部关于监狱中阿拉伯裔人的法国电影，那对我来说更有趣、更合心意。
　　B：你每天都要练习单簧管吗？
　　WA：是的，从15 岁起就开始练了。我最初学习高音萨克斯，因为我想演奏爵士乐，后来我转学单簧管，因为它更有趣。我不断地练习，不一定每天都练习一小时，但至少40~45 分钟。现在我每天都练习一小时，因为每个星期我都要表演。
　　B：就没有不练的时候？
　　WA：没有。因为我有点忧郁症，很轻微的——或者说，是神经质。我总觉得，掉到最差的状态是不对的。这就像如果我吃了一块肉，我会觉得摧毁了我整个身体系统，即使我很爱吃肉，我也不会去吃。
　　B：你是素食主义者？
　　WA：不是的，我会吃肉，大概两年一次。我会两年吃一次牛排，但吃牛排的欢乐抵不过吃完产生的内疚感。这跟练习一样。的确，有几天我会觉得今天不想练了，真的不想，但是那种不练习的内疚感无法排遣。
　　B：你的恶习是什么？
　　WA：懒惰。人们不会觉得我懒，因为我很高产，但实际上我很懒。我的懒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尽管人们觉得我是工作狂，但其实我有很多空闲时间。我会和孩子们一起度过很多时间，打篮球、看棒球、看足球、吹单簧管。我有很多不工作的时间，我会打开电视看体育赛事，我什么都看，我会看伐木工砍树竞速比赛，我也会看高中曲棍球比赛。你知道的，我就是爱体育运动。
　　另一方面，我在工作中也很懒。当我拍电影时，我没有足够的耐心。你看那些勤劳的导演，比如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为了拍一部电影，他们有时候会在沙漠呆上一年，或者去一些荒芜的国家呆上几年。而且他们会从各个角度拍，把所有能做的都做好。
　　我做不到这样，我没有这种耐心。我喜欢在伦敦、纽约、巴黎这些城市拍摄，你也知道这些地方比较舒服。而且我喜欢很快拍完，不喜欢重拍那么多次。如果拍到将近晚上了，我觉得累了，我就会想回家。而换成那些勤劳的导演，他们会说，“你们还没有拍好这一场景，我肯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则会想，今晚有一场篮球季后赛，或者有纽约扬基队的比赛，我都想看。
　　电影，或者说艺术的完美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只有我最初的几部电影是这样而已。
　　B：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
　　WA：我在拍了两部电影之后意识到：我在这里做什么？你知道，我想成为导演是因为我可以见到漂亮美眉，可以赚钱，可以维持生计。我并不想牺牲我的生命来拍电影，我只希望电影能成为我生命中锦上添花的东西。
　　我发现最初拍《傻瓜入狱记》和《香蕉》的时候，我没日没夜地工作，简直就是在慢性自杀，这会累死人的。这太疯狂了，我不想一生都这么做。
　　所以我退缩了。你会注意到，在我的电影里，我拍的场景往往不会覆盖很大的范围。如果我们拍一个场景，就只会拍我们两个人。也许摄像机还会有一定范围的移动。如果换成其他人拍，他们可能会花一整天拍这个场景，会拍我们，会拍你，会拍我，会越过我的肩膀拍你，越过你的肩膀拍我。
　　我不会那么做。人们认为这是我的风格，实际上是因为我的懒惰。我会让我们坐在这里，架好摄像机，指出怎样把我们都摄进镜头里。我会一下子就拍好当天的工作量，然后准备回家。人们经常会说他们喜欢和我一起拍电影，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傍晚6 点就到家，从来都不用开夜工。
　　B：但我听说你拍《百老汇丹尼玫瑰》的时候，一个镜头重复了50 次。
　　WA：是的，但这真的很少发生。当时拍的那个演员并不是真正的演员，他是个歌手。当时有一幕他怎么样都拿捏不准，我就只能一遍遍地拍。我和西恩·潘拍《甜蜜与卑微》时，他有一个很长的演讲，很难演的一幕，我拍了一次就过了。换作现在，其他人可能都会说，“我们再拍一次，以防错失你演得更好的场面。”但我不会这么做。我会说，“你不会再做得更好了，你已经演得很棒了。我们继续吧。”
　　我没有耐心一遍又一遍重拍，因此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恶习。这就是懒惰。如果我不是那么懒，如果我能认真一点，也许我的作品会更好。但它也不会有多棒，不可能让我的水平一下子跃到黑泽明那样的高度。它只会略微好一点，不可能从刚刚及格一下子变成满分的。
　　B：但以前你似乎说过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达到那个高度的，不是吗？
　　WA：是的，我总是这样希望，同时仍然自欺欺人地想，好吧，也许我会走运，达到那个高度。但我现在已经74岁了，经过这么多年，我拍了40 部还是41 部电影，我自己也记不清了，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是达不到的。我可以拍电影，我拍的电影也可以是很有趣的，也可以是不那么有趣的，甚至有些一点也不有趣，但是那种高度，它很早以前就摆在那里，至今也肯定还在那里，而我只能尽我全力做到最好。

“我应该满足于我的局限性”
　　B：你的父亲活到了100 岁，你的母亲也安然步入了90 岁的行列。你觉得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放弃现在的工作？
　　WA：只要我的健康状况能坚持，而且还有人资助我拍电影。我的电影虽然耗资不大，但还是需要别人出150 万左右美元来拍它。但就算是这150 万美元也很难凑到，他们宁愿投资给别人1500 万美元，也不愿给我150 万。所以如果我没了资助，我就得停止拍电影。或者是我的健康不允许了，比如我得了阿尔茨默氏症，把我在做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B：《赛末点》和《午夜巴塞罗那》这两部电影的票房，远胜于你过去10 年拍的所有电影的票房总和。
　　WA：这纯粹只是意外。有些电影，主题并不受人们欢迎。有些电影会比其他的表现好，是因为制作得好。有些电影制作得也不错，但人们因为某些原因，就是对它没兴趣。人们会对《午夜巴塞罗那》有着特别的兴趣，是因为有佩内洛普·克鲁兹和斯嘉丽·约翰逊两位出色又美丽的女演员在的缘故。这是没办法决定的。
　　B：对你来说，你的电影能赢得广大观众的欢迎有多重要？
　　WA：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不会去拍那种以广受欢迎为目标的电影。我只会拍我想拍的电影，而我希望人们能喜欢它。
　　当我彻底完成一部电影的时候，大概会有六到八个人是我真心希望他们能看一看这部电影。我会邀请黛安·基顿和其他几个朋友来这儿看，一旦他们看过以后，其他的我就不在乎了。当然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还是希望它能成功。但对我来说，我的乐趣在于和基顿等朋友们坐在这里，向他们展示我的电影，用我的电影逗乐他们。
　　在那之后的事情，我都不在意。他们可以拿走它，在电影院中放映，我甚至不知道在哪家电影院上映。30 年前，他们常常会打电话告诉我能得到的利润。从第一部影片上映开始，我就说，“不要打电话给我，我没什么兴趣。”但在我头两部影片上映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在周末打电话给我，“头两场赚了6 万美元，照这样下去我们预期可以赚1500 万。”但他们总是不正确的。通常，他们估计的1500 万到最后只有30 万。
　　我和英格玛·伯格曼就此问题也谈论过，他说了完全一样的话。他说他们会打电话告诉他预期利润，但预期从来就没有正确过。不管怎样，他倒也不在乎。不过他们总是预期过高，与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
　　影片上映后，我从来不会去看评论，也不会在意它的票房。我继续去拍下一部影片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输的命题。当我公开一部电影，如果评价很差，那么没人会来看；如果它评价很高，也许有人会来看，也许也没人来看，但它永远不可能变成——如果评价很高，观众就真的会来看。
　　B：最后一个问题，你从自己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WA：那就是我应该满足于我的局限性。年轻的时候，我认为我肯定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我现在并不是。我有我的局限性。但是你知道，即便你自身有局限性，只要你尽了全力，只要你不出卖自己，不被不值得的东西收买，你仍然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但如果你尽力了，你发现你做得很好，但称不上最好，可能只是很像样，那也没关系。这没有什么，你不必一生都鞭挞自己，你又不是达芬奇，我也不是。